在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时刻，一部穿越百年时空的电影《1921》同天上映。该片由黄建新、郑大圣联合执导，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线，把 1921 年的历史“横截面”呈现给大家看，讲述了以毛泽东、李达、何叔衡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担负起救亡重任的故事。

黄建新

黄建新是一名国产电影“耕耘者”，曾执导和监制过“建字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及《我和我的祖国》《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等影片。

从关注事到聚焦人，从再现历史到描绘青春，这一次，他把破题点放在“青年”身上。

传播君专访导演黄建新

在预报北京有特大暴雨的一个午后，黄建新在一家咖啡店接受了传播君专访。在谈到 100 年前的那段历史和他的创作理念时，这位 19 岁入党、已有 47年党龄的老党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热血，也散发出“青春”的气息。

访谈中，“青春”和“理想主义”是他口中的高频词，每当这两个词出现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闪耀着光芒。

他坚持看主流评论，听大多数人的声音，坚守正确的价值观，甚至当聊起如今青年喊着要“躺平”时，称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自嘲，大多数青年都精神抖擞地在追逐理想；他对演员要求苛刻也充分放权，希望呈现宏大视角下的“人物弧光”；他也会被观众的评价所感动：“当年我们连一根自己的火柴都没有，如今我们连火箭都有了。”

网友留言，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燎原的火光，也见证了火种的力量。而点燃火种的，正是那一群缔造了开天辟地大事变的新青年。

艺术作品的核心是人

传播君：从《 建党伟业》关注事，到《1921》聚焦人，而且还是以往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物，比如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等。这样的转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黄建新：艺术作品的核心是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清政府签订了若干个不平等条约，很多人想救这个国家，但是都失败了。1921 年一批有志青年逐渐认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并且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条道路。

他们充满豪情，是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是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人类进程的人。这种精神和气质的传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打通 100 年前和 100 年后的中国人的精神的表达。

至于观众对主线人物不太熟悉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们将历史节点往前推的时候，容易得出人们所说的关心的都是最后成功者的结论，比如毛泽东等人，但是在最初的历史起点未必是这样。历史课本里都是讲梗概，讲重点，但很多时候最微妙的那个点当时可能不是发生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身上。

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和考证后，发现能够串联起中共一大开会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达，一个是李汉俊。当时，中共一大表决选举出的中央局的核心领导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达，他被选为宣传主任。这说明李达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同时，作为李达妻子的王会悟也全程参与并很好地完成了会务保障工作，当时毛泽东夸奖过她。如此，既有完整的一条线索，又有故事情节，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因素就比较全了，所以就自然地形成了以李达、王会悟夫妇串起整部电影的这样一个故事。

传播君：这部电影筹备了5 年时间，从最开始就定调为“一百年 正青春”这样的主题。为什么要强调“青春”一词？

黄建新：因为这群人确实年轻啊！

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才 28 岁，这是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这群平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耗时 28 年就把中国改变了。力量何其大，完全超乎世界的想象。

我们看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发表的讲演、撰写的文章，充满了豪情，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充满了青春的、激情的理想，影响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他们盼望着中国变化，盼望着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国家能够重新辉煌。

这群年轻人思想活跃，敢于学习和接受外来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因为血的教训证明老路救不了中国，所以我们有一个很肯定的句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与中国这群年轻人的理想相结合，这种结合是跟中国国情匹配的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群年轻人用 28 年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明白，中国共产党成立才 100 年，依旧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所以我们强调“青春”这个主题，就是希望传承年轻的气质。

电影中毛泽东在上海街头奔跑

年轻才会奔跑，年轻才会好奇，年轻才会拼命追寻，所以年轻人应该有理想主义的气质。当然，这个“年轻”泛指所有具有理想主义的人，因为理想主义是人类美好的原始动力。我们在电影里安排了毛泽东奔跑的这个场景，也是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传播君：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理想主义”？

黄建新：是的，这是献给党的 100 岁的生日礼物。我们在准备过程中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现在的90 后、00 后跟 100 年前的 90 后、00 后其实是一样的年纪，当然 100 年前的这些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今天的青年学习的。

伟人年轻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阳光向上、朝气蓬勃的气质是能被学习到的。其实在一大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没觉得有多危险，但当他们一旦要成立自己的政党、树立起自己的大旗时，当时的统治阶级就会把他们视为“死敌”，他们就相当于把自己绑到了一辆滚滚向前的战车上，一大代表有好几位后面都被杀害了。

理想主义是最美好的，但是实现理想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的，是有牺牲的。而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在今天，我们不能去计算要实现理想会遇到多少困难，难道有了困难就要放弃理想吗？

所以一定要追逐理想，追逐的过程中有的人实现了理想，有的人没实现，但这个过程对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你不能因为没有完全实现理想就觉得追逐没有意义，那样的话，完全没有理想就更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呼唤理想主义，人应该有一点理想，社会才能有整体的正能量。

他们那么伟大，却又离我们那么近

传播君：您对毛泽东扮演者提出了“伟人不是生来就是一个伟人”“本能一点、再朴素一点”的要求。为何要呈现这样一种“本能而朴素”的状态？

黄建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我们去看毛泽东传记之类的书籍，会发现毛泽东自己说他在去北大之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从开始跟他父亲对立、反封建，到经过一系列思想影响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有变化的，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成长过程。

我们把这个过程拍出来，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体会到“我也许可以，我应该努力”。

每个人都有理想，有时会觉得理想很遥远，但看到伟人们追求理想的过程，看到了他们慢慢地成长和变化，会启发自己也许能实现理想。如果一开始他们就伟大，你就会觉得高山仰止，触手摸不到，就容易放弃。

所以他们的成长过程对我们是有巨大影响的，虽然我们不能达到那个高度，但总归是在成长的，不是原地不动的。

所以我希望演员把这个成长过程演出来，这样观众才会觉得亲近。毛泽东是多么生动有趣的一个人呀，电影里把他们的这样一种状态描述出来，观众才会觉得他们那么伟大，却又离我们那么近。

传播君：在伟人的艺术呈现影视作品里，选角一向比较慎重。您怎么看待流量明星是否能扮演伟人这个问题，以及您的选角标准是什么？

黄建新：首先得“像”，“像”是第一条，气质得好。我们满墙贴的都是演员的照片，比如一个角色有十几个演员备选，谁最像就往前拉。因为伟人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每个观众对自己心目中的伟人形象都有一个想象。

然后看“表演能力”，演技要扎实。比如饰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一场奔跑的戏份，练了五六个月。

其实我们对青年演员要充分信任，谁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而且大部分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本身已经经过多轮筛选，这个筛选过程已经自然完成。

有观众看完首映后跟我说，这部戏里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演员，只有角色，我认为这是对年轻演员最好的评价。

用青春的力量去一代一代完成和实现

传播君：除了对演员的要求，电影还采取了哪些创作和技术上的手段，以拉近与今日青年的距离？

黄建新：我们其实尽量在做这个东西，电影是靠很多细节表达的。比如，电影里有个场景，毛泽东从湖南坐船十几天来到上海，李达请他吃饭，他们是湖南老乡，按理说都特别能吃辣，但端上桌的菜却没有一点辣椒。

因为李达的胃不好，不能吃辣，李达却把原因推给王会悟，说是她不能吃辣。结果王会悟当场戳穿李达，说“我能吃辣呀”。但随后王会悟解释道，因为长期伏案工作，饥一顿饱一顿，李达把胃弄坏了，导致一吃辣就会胃疼。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们三人之间的距离。

有了这样的铺垫，到后面他们聊“创业”就很自然了。

再比如，李达和王会悟在天台聊天，讲起当时《二十一条》后自己带头抵制日货的经历，但要点燃货品时，却发现火柴也是日本制造。

李达非常悲愤，他眼里含着泪水说，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个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如此令人动容。

在技术上，我们为不受限制的表现氛围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1∶1 复制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文女校、《新青年》杂志社等，还原了上海“十里洋场”的情形，相当于重新建造了一个基地，使我们的摄影机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表现力就加强了，拍摄就自由了。所以我们的镜头很灵活，很自然，不躲闪，因为不怕穿帮，这些心思都花在了观众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电影里有一场戏是李达在上课，用的是日文版翻译的教材。当时巡捕房来了，他们就爬到天台上，像“跑酷”一样从天台上跳下去。正是因为那些景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那么重的摄影机才敢到楼顶跟着拍。

生活中的景做 CG（电脑动画制作）是最难的，稍不留神就容易假，所以真实的场景很重要。

传播君：您怎么看待这一代的青年对主旋律影视作品，甚至对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黄建新：我觉得观众心里的那种精神和状态是一直都在的。2008 年奥运会闭幕式上，我看到旁边的年轻人在唱国歌，那种庄严感，那种眼睛里泛着泪光的激情，张着嘴，唱，那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在的。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过去在，现在也一直在。这种精神状态在年轻人心里一直在传承着和继承着。

可能因为这两年自媒体报道和表达得更多了，所以大家看到的面更多了。

因为以前表达渠道没有那么畅通，大家只能通过官媒看到，但是靠报纸能看到的有限，所以我认为这种精神状态本来就是一个传承，是一直都在的。

?本文 来自《网络传播》杂志7月刊，作者为潘树琼、程义峰、肖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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